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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佳营●著
我是这个集会的“贵宾”，也就是说，这个集会是特地为我召开的。几天前，主人在电话上对我说，因为我迢迢万里从地球的另一边飞来，单是这点便难能可贵，所以理应接受这项殊荣。他凭着那三寸不烂之舌，使我毫无招架之力，只好依从了。
那时我刚到新加坡一星期，对周围的一切还很不适应。阔别了九年，新加坡的改变可说是太大、太快，对我来说，它简直成了个陌生的地方。几次出门时想寻找一些旧时的痕迹，但几乎每次都以失望告终。乘车出外时，听到一些依稀记得的路名，但总不能把它们同眼前的景物挂钩。那种失落的感觉，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
在近乎无助的情况底下，我心中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需要，希望能抓住一点自己熟悉的过去，哪怕是残缺不全、零零碎碎的也好。
这个集会来得正是时候。从这群相识了二十多年的朋友身上，我看到了过去熟悉的东西──一些和自己印象中的新加坡还能挂得上钩的东西。
要怎么形容我这群朋友呢？如果说我们当年互相扶持，才度过了苦闷的少年时期，应该不算是夸大其词吧！我所说的苦闷，并不是一般青少年的苦闷。我们都属于学校改制时期的末代华校生，都遭到同样的命运：某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忽然接到除了华文外其余的课本都得换成英文的通知。过了不久，就连我们将来顺理成章都想申请的那所东南亚唯一的中文大学也关闭了。如果说我们的后路是被强制性地截断，这说法一点也不算过份。那时候，想要改变什么，一道命令就够了，我们那群年轻学生的感受，实在算不了什么。
不过，凡是人，都会有感受，尤其是敏感的青少年，感受往往会更深刻。在那种情况底下，迷失、旁徨、愤怒、失望，是很自然的了。也许是想在迷雾中寻找方向吧！我们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努力求取课本上得不到的知识；包括想要在千头万绪中，找出教育改制的原因。
那样的集会和讨论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也在精神上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竭的财富。但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带来了温暖，也让我们多少捡回了一些自信心，哪怕是很脆弱的自信心。
我和老唐过去是最要好的朋友，同过两年班，都属于名列前茅的学生。不过，真正把我们拉近的，是学习小组的活动。当时我们住得很近，因而更促进了我们之间的交往。我还清楚地记得，不知有多少次，我们在他家门前的政府组屋的走廊上，一面看着远处黄埔河边上的路灯，一面热烈地谈论著哲学和文学。要不是他的母亲不时出来提醒我们夜已深沉，我们肯定能轻易地谈到天明。
我们的性格相差很大，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我有点像一个独行侠，经常独自背着一把宝剑上山修练，不食人间烟火。他却像一个游侠，提着一口宝刀在江湖上闯荡，一路打抱不平。他待人很热情，处处为人着想。套句美国人的说法，他有一颗金子一般的心。单是这点，即使让我上山再修练一百年，也还是比不上他的。
他最大的能力之一，是能够在人们的笑声中看到眼泪，在眼泪中看到值得一笑的东西。他很喜欢笑，而且是那种山石爆裂似的开怀大笑。
当时我们对学习组的事都很投入。毕竟，有谁不关心自己的前途呢？特别是在前途受到威胁的时候。和组里其他同学一样，我们对不合理的事，都难以保持缄默。毕竟，我们那时都很年轻，充满了朝气，充满了理想。
不幸的是，理想的彩蛋，最终是要在现实的石头上碰得粉碎的。随着服役年龄的到来，所有健康的男性青年都要进兵营受训。且不说那样的受训是否真的如鼓吹者所说的，能培养出刚强勇猛的下一代。两年半的兵营生活，对我来说是当头的一棒，把我从理想的王国里敲回到丑恶的现实当中。
不知有多少次，我因为英语说得不好，成了受英文教育的同营队友取笑的对象，被他们当成异类，处处受排斥。他们越取笑，我心里越慌，口中的英语便越不成句。世界上还有什么行为能比当面讥笑更足以伤害一个人的自尊呢？它似乎告诉你：你一无是处，不配做人！
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心里责怪我父母当年为什么没把我送到英校去。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那些受英文教育的队友所说的英语，其实并不怎么高明。他们也许能吓唬那些受华文教育的人，可是他们的英语拿到外国去，其实是吃不开的。
我之所以能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我已经在外国住了二十年，说了二十年的英语，也多长了二十年的智慧。现在，每当我听到新加坡人的那种杂烩英语时，我必须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克制住心中的反感。我之所以要竭力克制自己，主要是因为我不愿以自己目前的优势去伤害人，就如我不愿别人也像我以前曾经被深深地伤害过那样。
现在回想起来，我很感激父母当年把我送进华校。要不然，如果我在外国人面前只能说蹩脚的英语，而在旅居外国的华人面前又说不好华语，我的自尊何在？不过，二十年前，我可没有现在的智慧。那时，我只觉得沮丧、受压抑，有很强烈的二等公民的感觉。我后来知道，那样的感觉并不是我个人独有的。
学习组坚持了几年之后，便不得不解散了。我和老唐是那一批坚持到学习组最后一天的少数几个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在那条繁华大街的那幢旧店屋的二楼，我们上完最后一个单元的中英翻译课，学习组就此宣告解散的情景。那时我们并没有特别伤心的感觉，只是有点感慨，感慨我们生命中一个阶段的结束。因为我们心里明白，在捍卫自己华校生的尊严上，我们早就失败了。就拿我们学习的是中英翻译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热烈地讨论时事、文学和哲学这一点来说，我们早就默认了我们的失败。毕竟，单凭理想和热情的彩蛋，是斗不过现实的顽石的。我们的后一代，注定只有念英校的选择。
我和老唐讨论了一番之后，决定去航海几年，希望一来能消消心中的闷气，二来能看看外面的世界，增长一些见识。
命运注定他在这方面是成功的，我在这方面是失败的。不久他便航海去了。我则留在原地，咬紧着牙根，当建筑工人，书记，运输工人，报馆的校对……总之，是一步一步地推着生活的磨子，一口一口地尝着生命的苦酒。
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我劝一位朋友去重考高中文凭，无意中也劝服自己去做同样的事。几年前我带着对教育改制的失望和不满的心情，辜负了父母的期望，中途辍学。想不到几年后我却得到了报应：不得不坐在桌前，一天十六小时，不停地一页一页地啃着叠起来有半个人高的笔记和书本，长达五个月之久。
我终于踏进了那所唯一的英文大学。我亲眼看见那些华校生怎样战战兢兢，在那里苦苦挣扎。我发现课堂上学的一些东西，比起我们过去学习组的学习来，在深度上其实还差了一截。我也发现一些别有居心的英校生，怎样在辅导课上幸灾乐祸地等待华校生出丑，同时怎样善于在长得漂亮的异性面前表现自己，就像远远见到母鸡的影子就急忙翘起尾巴的公鸡一样。我看到一位人文科学的教授，怎样说一口新加坡腔的英语，得意洋洋地表现出一副眼睛长在头顶上的模样。我也看到一位教中国语文的讲师，怎样在课堂上畏首畏尾，深怕说出哪怕是一句与政府的言论相抵触的话。总之，在那所唯一的英文大学上了不到一个学期的课后，我便深深地觉得那不是属于我的地方。
我下了破斧沉舟的决心，打算出国去。
我清楚地记得出国前的周末，在马林百列海边举行的那个送别会。出席的大多是过去学习组的同学。
老唐也来了，他当时已经在印刷厂工作了一年。算起来他只航海了一年多，到过美国的西海岸，也到过中国几个沿海的城市，便决定回到陆地上来。对他的决定我一点都不惊奇。以他的性格，他更适合在人多的陆地上生存，而不应该孤零零地尝试在甲板上寻找平衡。
借着一个机会，他把我拉到一边，关心地说：“那天你在电话上对我说，这次如果你读不成功的话，你就不要回来了，现在你是不是还这么想呢？”他那对明亮的大眼睛，在我脸上探索着。他的表情是严肃的，一反过去嘻嘻哈哈的模样。
“是的，我现在还是这么想。”我点了点头，眼睛盯着一波又一波冲到脚前的海浪。“而且，我也不妨对你说：如果我的下一代需要讲英语的话，我要他们讲一口纯正的英语，而不是怪腔怪调，搀杂着方言，杂烩式的新加坡英语！”
“你听我说──”他紧紧抓住我的手臂。“如果你成功的话，回不回来，我都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你不成功，我希望你能回来，因为我可以想像在外国失败会是什么样子。”显然，他指的是自己在海上航行以及踏上陌生土地时那种孤寂的经验。
“难道你以为在自己国内失败，就会好受些吗？”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估计自己这句话的分量。他的身子微微颤动了一下，低下了头。
沉吟了一阵，他终于抬起头来，带着几分激动地说：“是的！在国内会好些，至少这里有你的朋友！”
我过去不愉快的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冲击，我所接受的文化给了我强力的支持，我所收到的封封的家信以及来自朋友（大多数是来自老唐）的信件给了我巨大的鼓励。这一切，使我一鼓作气，终于取得了最高的学位，为自己争了一口气。
毕业后我留在美国工作，每年还继续收到老唐的一两封信。他在信中不时提起自己以及过去那群老友的情况，偶尔也以诙谐的笔触，告诉我一些岛国有趣的见闻和令人啼笑皆非的新政策。可以这么说，过去二十年来，靠着他的这条热线，使我对逐渐变得生疏的新加坡多少保留了一点感性的认识。从来往的信件中，我知道他已经有了三个儿子，也知道大多数的老友也都有了家庭的负担。在新加坡面临经济不景气时，我曾去函询问，他在回信中透露了生活的不容易──所谓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在这之前，新加坡经济大好的时候，从来信中我知道他买了一部车子，字里行间，洋溢着难掩的兴奋，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风水轮流转，年前亚洲发生经济危机，新加坡也不能幸免。那年我只收到他的一张圣诞卡，并没附上任何信件，所以对他的近况，不十分了解。
这几年来我一直就很想回新加坡一趟，但一直让琐事缠着，脱不了身。这次毅然放下一切，果真成行了。我打算呆上三星期，好好的重新认识一下新加坡，和见见久违了的亲戚朋友。
阔别了九年，他还是和过去一样，圆圆胖胖的。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发出似乎能洞穿一切的光芒，也和以前没有两样。如果硬要说他和以前不同，就是他额上的头发，已经开始稀疏了起来。
“你还是老样子，这么多年都没什么改变。快告诉我你有什么秘诀？啊？哈哈哈哈！”他先打破沉默，用的是开山凿石的笑声。
“你也还不是一样没改变！还要向我讨什么秘诀？”
“一样？你再看清楚一点！”
“也许……你额上的头发比以前稀疏了一些。”我迟疑地说。
“对了！算你还有一点观察力！哈哈哈哈……怎么样？你看，这样一来，我的面子是不是比以前大得多啦？啊？哈哈哈哈……”
面对他这样的人，谁能不变得开心呢？
我们又谈了许多话，恨不得能把过去的九年未谈的都补回来。谈话中，旁边不知谁提起了近年来车价猛涨的事。我想起几年前他买了一部车子，便问他：
“现在车价这么高，你几年前买的车子，应该是很值钱了吧？”
“我那辆车？早就卖了！”他斩钉截铁地说。
“哦！卖了？”我有点后悔自己的唐突。
“当然卖啦！你想想看，我有三个儿子，如果想留下车子充门面，就非要让我的儿子挨饿不可。儿子和车子，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不是很明显的吗？哈哈哈哈……”笑到最后，他的声音忽然变了。他自己也觉察到这点，便忽然侧转身子，以一种夸大的动作举起手中的杯子，低头急急地吞了几大口。然后，他才抬起头来，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脸上恢复了平静。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也许是为了打破僵局，他接下去说：“其实，现在没车的人多的是，想开了也就没有什么。比如我，现在上下班或去不太远的地方，我都尽量骑脚车。去远的地方，才搭地铁或巴士。刚才我就是骑脚车来的。要不是我走错了路，我是不会迟到的。我心里急着来看你呢！”
听到最后这句话，我忽然感到鼻子有点发酸，赶忙学他的样，把杯子举到口边。
为了避开这种沉重的话题，我问起他儿子的情况。在美国，和新认识的美国家长见面时，询问起对方的子女的情况，往往能协助打破初认识时的陌生。因为一谈起自己的子女，即使嘴上埋怨，心头却是甜滋滋的。果然，过了不久，他那山崩地裂的笑声又在闹轰轰的谈笑声中飞扬起来了。唉！天下父母心。
那天的集会以拍摄一系列的小组照和全体照而结束。
飞机终于在凌晨时分起飞了。从机窗眺望，极目所见，一半是月光下波光粼粼的海面，一半是闪烁着万家灯火的陆地。在夜空中从高处腑瞰，新加坡是美丽的、繁荣的。不过，繁荣的背后，总是有代价的。只是付出代价的人，未必是享受到繁荣果实的人罢了。
我依依不舍地望着那点点的灯火，直到它们渐渐变远、变小，终于消失在视线之外。
200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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